| 【异国夜行／谢伟伦专栏】焦虑有时候是健康的，就怕弄错焦虑对象。自专栏作者杨艾琳点名“站台艺人，你知道你站的是哪里吗？”【注一，以下简称“杨文”】后，几成燎原之势，网民卯足全劲批判数名在砂州选举为国阵献唱的艺人。拜泼墨助澜之功，相关抵制行动的专属面子书适时诞生，还不足以泄愤，更将声明上纲到“艺人勿为政党站台”【注二】。
马来西亚社会却还残存简化至极的意识形态，只准演艺人员挺在野党，高举成“正义的阵营”，挞伐为执政党站台的艺人，揶揄作“任国阵消费的妓女”【注三】。道德政治的大纛确实是高举了，究竟弘扬了所谓社会责任？抑或弘扬了这些道德宣称者？须知，只要站台位置互换，相关指控便难再成立。这种持续作祟的威权统治遗毒，才是国人最该警觉的。 站台代言难逃责任分担？ 直辖区马青日前斥责有心人士抵制歌手， 过度渲染课题，还掀出关德辉曾为行动党站台的记录【注四】。这种提法，无疑刮了充当鲁仲连的行动党陆兆福一记耳光。问题不仅止于尊重（或非议）艺人的个体人格、政治认同、政党倾向和价值选择这般简单。坊间讨论在磷磷炮火之中，零散且未聚焦，本文首先将试图廓清这些立论方向，再与杨文这篇简洁有力却不失代表性的檄文对话，期能厘清个中盲点。
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论调是：艺人与政治人物之分已日渐模糊，所异者唯商业票房与选票多寡之别也。希望“艺人慎选楚河汉界”、甚至“远离政治（和政党）”之说，本身就是掩盖真相的忋人之见。它要诘问的是，若无现行跨国资本主义影音工业体制，艺人如何获取与其劳动付出、劳动贡献极不对称之财富？没有艺人，经济照常运转，社会依然发展，但没有被剥削、压榨之无产阶级的刻苦耐劳，何来今日资本主义文明？ 沿着这样的批判，功成名就的艺人与资本家、为资本家服务之政客，以及官僚都同属于剥削阶级，艺人何时远离政治乎？再就意识型态统治角度而言，流行影音产品何者不是在客观效果上执行麻醉劳动人民、阻碍政治觉醒、建构爱情神话──将爱情建构为人生唯一目标，并以爱情矛盾移转阶级矛盾、制造偶像祟拜等意识型态国家机器（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）之职能？故除了剥削阶级外，艺人还位列统治阶级之流，当艺人无时无刻不产生政治作用，侈言政治远离艺人（或反之亦然）岂不笑话？ 从商品异化泥淖中反抗 话虽如此，但不代表举凡“政治商品化”的消费行径必然造成“异化”（alienation），人会异化最根本原因乃人的自主性、能动性之缺乏，真正造成异化的，是一己放弃了对价值与需求的自主选择权。通俗文化、广告或商品所构成的意义很多时候还是充满暧昧的；真正的反抗，也不在于意识形态的批判，而是来自诠释者深入通俗文化或消费文化，并以其想象力或创造力将原有的意义加以挪用或颠覆原本的意义，在原本的生活脉络中产生出具有抵抗意义的新诠释或抗争。许多艺术工作者仍旧坚持理念，而非盲目附和市场取向。 从过去到现在，从西方到东方，无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、战爭与和平、发展与贫穷，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反抗过程中，艺人剑及履及的案例屡见不鲜。杨文赞扬罗大佑为李敖站台，乃“制衡（蓝绿）政治两极化”【同注一】的典范，体现艺人对国家的贡献，恐怕是过誉了。
罗大佑拥蓝鲜明，是其政治选择，应予尊重，但否定李登辉领导的民主化、否定陈水扁当年获过半选票当选，论调有如蓝军基本教义派，将抗议窄化为政治工具。异议是民主的珍贵资产，但也应该接受检验。他当年高调撕毁美国护照，抗议美国国会议员提议要求台湾出兵援伊，怒斥破坏两岸和平，却只见树不见林——最破坏两岸和平的，正是中共部署的五百枚飞弹，罗大佑视而不见，事业外移，大赚人民币，这就是他在解严前后的最大差异。 艺人是否需表里如一，关乎公私领域的界限与偶像崇拜模式，也关乎社会对公众人身的要求。杨文再举出“张国荣堕落自杀，香港人骂他没有艺人的责任” 【同注一。按：此处应属笔误，宜用“堕楼自杀”】，佐证艺人作为公众人物（public figure），享有特定角色地位之余，相对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，甚至教化功能。 对于张的自杀原因，众说纷纭，原因可能只有一个——绝望。自杀是唯心的，非理性的、反诠释的，最终甚至是不可解的。杨文如此标榜社会责任，是否意味着与道德教化背道而驰的事物，那些宣扬性爱、毒品和死亡的摇滚乐，涉及同性恋的影音产品，AV情色工业与书刊一概应予查禁取缔？如此放大艺人生前与死时之社会责任，张国荣家属是否也须为此向社会大众致歉？ 深受中港台、欧美流行文化熏陶的马来西亚，从事文化生产的艺人对本土政经政策缺乏兴趣，或者无能为力，说明了在地民主改革力量仍有待深耕，无法连结起广泛的社会改革及文化创新，而部分有权有势的艺人愈来愈多隐藏的政治考虑及交易，不愿、不敢参与社会及政治争议。 阿牛执导的电影《初恋红豆冰》历经波折始获娱乐税回扣，证明即使曾挺国阵也难保利益入袋。如斯政策待遇，演艺界又有谁愿意走上街头，为本土文化及社会请命？没有本身的文化及社会愿景，甭说其他政治议题，在教育部拟删除《连环扣》（Interlok）敏感字眼时，亦鲜见马华作家（个人及组织）挺身维护原作者的创作自由、抗拒政治检查。 重申艺人的公民权利义务 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劳动若居处威权体制下，国家机关对公民社会强烈支配及主导，则民间自主性薄弱，社会运动必然寂静萧条。此际，与企业组织回应不同时空下的环境压力一样，艺人的生存策略，不外乎“叛离”（exit）、“抗议”（voice）与“忠诚”（loyalty）【注五】。欧美艺人的社会实践传统、罗大佑的个案，皆可由此理解；马来西亚的情况也无法例外。
艺人迫切需要的不是政治表态与否或立场选择，而是社会意识与理念觉醒。当我们期待一个关注社会议题，并勇于表达行动的当代艺人之前，必须先“再政治化”（而非“去政治化”），重申“公民”身份及其应有的权利义务，勇于站台，更要敢于担当——如此才能拓垦出一个包容所有议题，坚持多元表现形式的艺术工作环境。 只有畸形的社会，变质的时代，才会处处讲求立场，时时要求表态。以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来审判的民粹道德法庭，往往创造更保守更闭锁的历史。在一定的历史阶段，信念与信仰有时是必须的手段，那是可以理解的。为了争取解放和开放，意识形态确实扮演重要角色，但是，能够勇于抗争者，当然也能够勇于包容。当一切的枷锁、束缚、囚牢都拆卸之后，立场与表态看来是多么的虚幻与虚构。知人论事的起码水准，就是不可违悖逻辑与常识。猎巫成绩如此裴然，省思的力量受到如此斫害，接下来如何进行赋权（empowerment），将是无比艰巨的工程。
一、杨艾琳，“站台艺人，你知道你站的是哪里吗？”，2011.04.15，《当今大马˙中文版》。 二、“我们强烈杯葛光良，林宇中，张栋梁和神木与瞳！”面子书专页。 三、“甲州眼”（Imalacca）面子书专页，2011.04.15，网址：www.facebook.com/imalacca 。 四、《独立新闻在线》，“关德辉为丘光耀献唱不碍事˙周连琼斥抵制艺人别有机心”，2011.04.19。 五、此概念引自：德裔美籍经济学家赫绪曼（Albert O. Hirschman）之著作，“Exit, Voice, and Loyalty: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, Organizations, and States”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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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某项道德标准摇身成为台面上流行的社会正义时，往往会跃出一群以猎巫为乐的道德战士。一连串舆论扑杀行动后，掩藏着更值得警惕的结构问题，亦即意识形态的偏差审判，仍存留在当前演艺与评论界中。艺人也是国家公民、世界公民，拥有政治立场和喜好，乃全世界皆然，美国艺人珍芳达领导反越战、李察基尔公开支持西藏独立，不但未影响他们的演艺事业，反而更加受到世人肯定。
从广告学的角度而言，艺人为政党站台是“商品代言”行为，等同于将自身与政党捆绑在一起，一旦出现代言伪劣黑心产品时，将构成对社会大众共同蒙骗的同盟，理应共同承担责任。这种假设的背后是，在一个信用失范的社会，艺人身为公众人物把信用不当回事，都在滥用透支信用（这也适用于时下政论场合中自诩“专业”论政却丝毫不“专责”的名嘴）——其根本原因无非是“守信”与“失信”之间构成了奇特的二律背反效应——越是失信者，捞取的利益越多。要重建社会信用，就得从艺人代言不实广告、为不义政权站台的问责入手。
在泛道德阵营眼中，光良等歌手站台演出，就是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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